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拚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是朱总为悼念左权将军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壮烈牺牲的一首挽诗。今年五月是左权将军牺牲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他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德，不仅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去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解放以后，也一直为人民所深深地怀念和学习。在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际，重新缅怀这位先烈的英雄业绩，每个人都必然会以左权将军为榜样，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

　　左权，又名左纪权，号叔仁，乳名自林，1905年3月15日，诞生在湖南省醴陵县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左凤裘，父亲左兆新，祖辈以租佃地主土地为生。左权岁半丧父，祖父相继辞世，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母亲张氏身上，她含辛茹苦地抚育着四男一女。1916年，三哥应林外出借粮，途中因饥饿无力滑进水塘身亡。这件事在左权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他开始体察到这社会太不公道了。

　　左权因学费困难和家务拖累，读书时续时断。1922年秋，十七岁时，才在叔叔左铭三等的支援下，进入醴陵县立中学。左权愤慨地说，穷人的孩子想读书没有书读，这样的社会非改变不可。他赞赏绿林好汉，对学校存在的高班生欺侮低班生的坏风气很不满，常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别人骂他是“左贼”，他就按谐音自称“左泽”，以回击那些中伤他的“强者”。后来，他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党领导的学校进步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秘密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他与共产党员张际春等一起，拆毁孔庙围墙，扩修体育场地，参加抵制日英洋货、反对教会的斗争。这时，他的思想倾向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他常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的子弟，其责任更大。”

　　1923年冬，程潜主办的孙中山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派人到醴陵秘密招生，左权考入该校。翌年一月，左权离别故乡赴广州学习，行前写了一副门联：“居家莫想快乐；处世须知艰难”，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愤懑和自己忧国忧民、创造未来的决心，同时眷眷希望亲人正视现实。左权在陆军讲武学校，经过入学考试，分配在学员文化程度较高的第一队。区队长林伯森赏识其勤学苦练的精神和军事动作的准确娴熟，每逢教练，常指定左权为排、连长，作示范演习。7月，左权与蔡升熙、陈启科等，发起组织革命团体莲社，宗旨是实行三民主义和工农政策。莲者，寄意对黑暗社会的憎恨，立志出污泥而不染。10月，左权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得到了实际锻炼。“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周恩来：《左权同志的精神不死》)

　　11月，陆军讲武学校一、二队学员，转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第六队。左权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对他进行了审查和培养。周恩来两次亲自接见他，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鼓励他进步。左权在周恩来的教导和共产党员教官的影响下，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从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春，左权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共产党员，“这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同前)。

　　1925年2月，军校组织学员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并随之宣布第一期第六队学员毕业。左权在东征中被分配在教导团，先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6月，左权又参加了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尔后，便在攻鄂军司令部卫队营任连长，参加第二次东征，再度讨伐陈炯明。

　　11月，攻鄂军司令程潜、党代表林伯渠鉴于左权忠于职守，在战斗中表现突出，选拔他赴苏联继续深造。在欢送留苏学生的茶话会上，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毛泽东讲话，勉励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即是为革命打好基础，并打比方说，革命事业犹如建筑房屋一样，如果墙基不够稳固，一经风雨，这房子就会倒塌。这席话，给左权启示很深。

　　左权于12月到达莫斯科。他本系派到苏联学习军事的，因须打好俄语基础，就先进了中山大学。学校所授课程，他都刻苦钻研，对于俄语这个薄弱环节，更是知难而进。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中山大学大部分学生回国。左权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于9月转入莫斯科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孜孜钻研军事理论，尤其是野外作业，成绩显著。刘伯承、邓小平回忆说：“在中大、陆大期间，他就表现了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之一。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诸书，必一一阅读，并以红兰铅笔标出要点，故其在军事、政治试题中，常能以旁徵博引阐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同学之中。”(《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当时左权虽身在苏联，但深切关心祖国的命运，他经常与同学们交谈，准备随时回国流血。他认为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多培养军事干部，要干，要不怕死。

　　前进的道路崎岖曲折。1928年，左权被王明宗派集团栽诬参加了所谓反动的“江浙同乡会”。经受害者多次申辩、控告，后成立了包括第三国际监委会、联共(布)监委会和中共代表团三方参加的委员会受理此案，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理结果认定所谓“江浙同乡会”是不存在的，才洗刷这个不白之冤。

　　1930年4月，左权和刘伯承、刘云、陈启科等奉调回国。入境东北，遂遭警察特务盯梢追寻。左权时刻关心同伴的安危，遇到敌情，他沉着机智，给同志们暗示警号，终于使大家化险为夷。到达上海后，党中央决定左权立即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离沪前，他给家中的信写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左权从上海到达厦门，谦逊地向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倾吐了自己渴望战斗的心情。于是，左权在交通站同志护送下，经漳州，抵达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龙岩，进入苏区。从此，左权把全部心血都凝结于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未尝一日离开过人民军队。

　　左权进入闽西。5月，正值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创办，他被派任分校教育长。10月，党中央委派左权了解闽西军事情况。11月，党组织为了加强红军和地方党委、地方苏维埃的联系，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闽西成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左权、张鼎丞等七人为常委。12月，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合编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

　　1931年1月，左权调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任参谋，从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到每天三操两讲的学习，他都极为关切，汇集情况，提出意见，亲自授课，解决疑难。4月，中共中央派曾三等人从上海来苏区搞无线电工作，红一方面军开办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左权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等常到训练班指导工作。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时，左权代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并为总直委委员。6月，左权以总部特派员名义，被派到后方处置伤员、药物、医院、俘虏、枪械等，同时指挥地方武装的组织训练与行动，左权均圆满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三战三捷，在宁都黄陂我歼灭毛炳文师战斗结束后，敌人才发觉红军主力在黄陂，于是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东向，包围黄陂。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为避开敌军主力，主动撤离黄陂。在撤离中，为了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西向到兴国，左权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率领三十四师、十师引开敌军，从宁都东向经闽西再回到兴国。

　　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地区起义。中央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和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圩负责联络指挥。起义成功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左权遵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努力贯彻党的建党建军原则，对起义部队做了大量改造、提高工作。尤其在同各种恶劣倾向作斗争时，他强调要尊重士兵人格，做到官兵一致，并提出一个口号：“军阀主义是头号敌人，必须首先打倒它!”对肃清起义部队中的军阀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1932年1月，左权等率红十五军参加攻打赣州，月余未克。毛泽东在赣县江口召开前线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撤兵赣州，改攻福建漳州，并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组成东路军。3月底4月初，东路军经长汀、上杭，向龙岩前进。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红十五军担任侧翼。左权率红十五军消灭了敌驻守龙岩小池的前哨补充营和民团，毙敌营长，有力地配合红一军团消灭驻守龙岩考塘之敌一个团。4月10日，在我两路夹攻下，解放了龙岩城，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敌退守南靖、天宝山一带，妄图征凭险决战。左权率红十五军攻下南靖，配合红一军团攻破敌天宝山防线，消灭了福建军阀张贞主力部队王祖清旅和杨逢年旅大部，于4月20日解放闽南重镇漳州。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1932年6月，左权率部参与胜利完成东征漳州的战略任务后回师赣南。就在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又莫须有地加罪左权，撤掉他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瑞金工农红军学校任教官。左权虽蒙受冤屈，但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深信党对自己的问题定会作出正确结论，仍一心一意埋头于教育工作。1933年初，他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第一局(作战局)任参谋后，并仍到红军大学兼课。这段时间，他翻译了《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数则》、《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等文，写了《军语解释》等供红军学校学员和干部学习，对提高红军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是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左权接替徐彦刚红一军团参谋长职务。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正处于极为艰苦的时期，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工作端绪纷纭。左权竭尽职守，驰骋在各个战场，为挽救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不利形势尽了最大的努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担任前卫，左权参与指挥多次战斗。11月，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经过广东乐昌时，遭到了广东军阀的阻截，左权命令一个连侦察，并随之控制了九峰山要隘，保证了后续部队胜利到达宜章。12月底，红军向贵州施秉城前进，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聂荣臻未到之前，施秉城战斗，由左权统一指挥。部队日夜兼程赶到贵州剑河，25日傍晚，部队宿了营，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刘忠刚躺下，便被左权找了来，左权对他说：“施秉城的敌情还没弄清楚，你们应连夜出发，天亮前应占领施秉城的东山，首先弄清情况，立即报告我，并相机占领施秉城。”刘忠考虑部队连日行军很疲乏，请示左权，休息两小时走如何?“不行，要马上出发!”左权严肃而又果断地指示，并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有关全军行动的问题。”在左权的正确指挥下，刘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大部队顺利通过。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巧渡金沙江，通过大小凉山，向大渡河前进。5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沪沽，中央军委决定左权率领红二师第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向大树堡前进，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大树堡对岸富林之敌，以保证我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左权率部从沪沽赶到小相岭，消灭了扼守隘口的全部守敌，接着攻取了越西县城，打开监狱，放出几百彝民。左权又率部从越西到达海棠，在海棠追歼了从越西逃跑的敌两个连，活捉了伪县长，而后翻过晒经关，袭击并占领了大树堡。

　　7月10日，红一军团到达毛儿盖。左权通知各部队，要认真执行民族政策，把驻地、街道和寺院周围打扫干净，并要警惕敌人的空袭，挖好防空洞。次日，在红一军团召开的团政委以上干部的政工会议上，左权又指出：目前粮食奇缺，已威胁红军的生存，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前面就是草地了，荒无人烟，我们必须在这一带筹足粮食，并吩咐大家在筹粮中决不能忘记党的政策和纪律。8月21日，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开始过草地，聂荣臻、左权率领军团直属队为前梯队。过草地时，左权亲尝百草，与同志们一起，找出三十余种可食的草。在这种艰苦的时刻，左权更加注意关心同志。当时，到波罗寺要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警卫员盛治华拉痢，浑身无力，左权叫小盛拉着他的马尾巴，再把两人的皮带拴在一起，使小盛在过河时没有被急流冲走。由于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晚上躺下时，左权总是招呼身边的指战员非得把头部朝帐蓬里挤不可，免受雨淋。同志们都说：“我们的参谋长真好!”

　　过草地后，红一军团到达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左权亲临腊子口前沿阵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与红二师领导同志制定了作战方案。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左权命令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肖忠渭同志，带领警卫连、工兵连拔掉吉驼山的白钉子，以保证党中央在吴起镇的绝对安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打了直罗镇一仗，歼灭两个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举行了奠基礼。此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召开了营以上党员代表会议。左权在会上指出：直罗镇战役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直罗镇战役的经验，继续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新的胜利在等待我们。(肖锋：《长征日记》)

　　1936年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等部队组成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左权系前敌总指挥部成员。5月初，东征军回师陕北，中旬，左权参加了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的总结东征和部署西征的重要会议。会后，中央决定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左权和聂荣臻率部参加了西征。6月初，攻打曲子镇战斗是红军西征的第一仗。这次战斗全歼该镇守敌，生擒敌旅长。酣战时刻，左权、聂荣臻亲临阵地指挥，鼓舞了指战员更加奋勇地冲向敌人，迅速控制城门，取得战斗的胜利。

　　西征时，尽管战斗很紧张，左权仍善于利用战隙，组织干部结合实战，在战壕边开战斗检查会。他和大家一同讨论战术，商谈下步战斗的预测，有时他拿树枝在地上划图，作各种假设，而最后总是满怀信心地做出结论：“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左权的战斗作风给干部们以很大影响。

　　左权、聂荣臻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在战斗中凡俘虏了他们的人和缴过来的枪、马、物都原封不动地归还，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他们打回老家去。许多东北军官兵被红军的行动所感动，彼此建立了友谊。9月中旬，红一军团与东北骑兵师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与红军秘密交往，送给红军一批军用物资。东北军派王以哲军长，我党派左权为红军前总代表，共同完成了这一交接任务。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二师从预旺出发，越六盘山，抵界石铺，控制了静宁到会宁这段公路线，保证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并组织部队准备了大量粮食、棉衣、布匹、羊皮等物资以及现金和文娱节目等。

　　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师协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消灭敌尾追的两个团。接着，敌胡宗南三个师又尾追上来。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一部，隐蔽于甘肃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北地区，包围了敌七十八师。战斗于11月21日开始，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将敌二三二旅旅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全部消灭，给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西撤。山城堡战斗是长征，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促进了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刘伯承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纪念左权同志》)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参与谈判；同时，命令彭德怀、贺龙、左权率部进驻陕西省三原、咸阳，准备迎击亲日派“讨伐军”的进攻。为了统一指挥，红军组成中央军委前敌总指挥部。1937年2月，中央军委调左权任前总参谋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相继丢失。中华民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的命运为重，经过努力，终于促成国共两党正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称十八集团军)，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左权为副参谋长。9月6日，八路军总部从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出发，15日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前线，迎击向山西进犯的日军。

　　总部于9月18日到达稷山县，左权给叔父左铭三写信，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抒发了自己为了中国人民“自卫应战”的崇高抱负，还表示为这一“光明的、伟大的”道路，“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斗争与日本周旋”。总部离稷山，经候马抵太原。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抵五台山，10月底南下，进入晋东南。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溃军纷纷向汾河等地逃遁，秩序极端混乱，幸获八路军牵制敌人，才解除了数十万国民党溃军的危难。从此，八路军由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转而为单独向日寇作战了。12月，朱德总指挥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了重要会议，左权就如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问题讲了话，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两千人，他们装备好，我们可以用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薄一波：《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根据会议的部署，我八路军三个师，除一小部留晋察冀坚持，其他分别转移到汾河流域、晋南、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

　　12月3日，左权在洪洞县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控诉了侵华日军的暴行，谴责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路线，讲到了华北民众对我军的拥戴，都唤“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表达了我军将士同人民“共艰苦，共生死”的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他还热忱地希望“素来是很顽强的”、“有光荣历史的”家乡人民，“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1938年2月，日寇以四万兵力，分三路猛犯临汾。朱德、左权率八路军总部由洪洞到达安泽县城(府城)，身边只有两个连。25日，东路的敌人三千在占领屯留县后向府城进犯，朱德和左权在府城左侧山上，亲自指挥两个连阻击。在严重的时刻，左权吩咐部属把朱总护送到二十里外的安全地带，自己却一直在前沿坚持指挥战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争取了时间之后，才命令部队主动转移。这次阻击战，掩护了府城至临汾的群众脱险，保证了我在临汾的军需品安全疏散。罗瑞卿说：“1938年春，寇进犯临汾，与我总部遭遇，左参谋长躬与前哨侦察，侧击致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纪念左权同志》)

　　2月底，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开辟抗日根据地。不可一世的日寇在我八路军的多次打击下，才认定八路军是他们的主要对手。于是4月初，以一○八师团三万余兵力为主力，从我晋东南根据地周围的交通线上的博爱、邯郸、邢台等地兵分九路向我根据地“分进合击”，企图在辽县、武乡等地区消灭我主力，吃掉我总部，摧毁我太行抗日腹地。左权协助朱、彭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并亲临前线指挥。长乐滩一仗是我彻底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决定性的一仗，歼灭苫米地旅团三千余人。敌九路围攻被粉碎，和顺、榆社等十余县，完全从敌人肆虐下夺回来了，晋东南根据地更加扩大，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正在此时，朱德、彭德怀赴延安参加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由左权主持总部工作。为了加强我军建设，提高指挥能力，是年冬，左权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左权作了重要讲话，并起草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以后又翻译了《苏军参谋业务》，要求参谋人员既重视我军实际，又能从别国的经验总结中得到启示。他还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的思想，结合华北敌后抗战实际，先后发表了《论敌人大举围攻晋冀察边区及晋冀察边区反对敌人大举围攻斗争中之经验教训》、《埋伏战术》、《坚持华北抗战》、《袭击战术》、《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等文，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游击战的战术原则。他又总结了我军反扫荡的经验，写了《坚持华北抗战两周年之八路军》、《“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等文，分析了“扫荡”和反“扫荡”的形势，指明了反“扫荡”的方针。这些著作为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武装华北军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0年，是国际法西斯最猖獗的一年。德帝横行欧洲，日寇在亚洲紧密配合。而国内一些人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空气笼罩着国统区。在这严重的时刻，我八路军为打击敌人的气焰，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出动一百余团的兵力，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破袭交通线之战役。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发了预备命令，揭开了这次战役的序幕。左权根据参战部队约数，提出定名为“百团大战”。当时总部在武乡县砖壁，左权协助彭总，精心地制定了战役计划，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整整覆盖了他的住处奶奶庙的一方墙壁，他每天精细标明我军路线和消灭敌人的箭头，研究不断变化的敌我态势，思虑扩大战果，有时通宵达旦。为了扩大宣传，鼓舞全国军民抗日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他根据战役的胜利发展，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从正太破击战到关家恼歼灭战》等文。他真是文武全才，堪称“我们军中的参谋工作者永远的好榜样”(聂荣臻：《祭左权同志》)。

　　为了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权始终不渝地宣传党的“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的思想。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搞磨擦，左权和朱总一起，在王家峪总部同朱怀冰谈判，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朱怀冰贼心不改，一回去，在日寇配合下，就向八路军总部进犯，左权协助朱总，按照“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给朱怀冰等以迎头痛击，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左权仍坚持作友军工作，一方面给国民党开办的训练班授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解游击战术；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国民党各方面的人士，做他们的工作。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左权在驰聘疆场，提挈千军万马英勇歼敌之余，还率总部机关和部队开荒种地，挖渠筑坝，开展生产竞赛。左权在一次庆祝开辟沙滩胜利的晚会上欣喜地说：“鬼子想把我们困死在太行山上，可是，八路军神通广大，把荒山荒滩荒洼洼，都变成了宝地，群众也展开了生产救灾运动。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抗战，抗它个十年八年，只要日本人愿意，我们可以奉陪到底。”(唐万成：《太行浩气传千古》)

　　在根据地建设中，左权总是十分注意教育部队保护群众利益，遵守群众纪律。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战士拿了老百姓一捆荞麦喂马，并了解到马已一整天没吃草的情况后严肃地说：“没有吃草你就拿老百姓的荞麦吗?我们的人，还一天没有吃饭哪!没有吃饭还得打仗，为了谁呢?就是为了老百姓。八路军为了老百姓把性命都交出来，那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就是革命纪律!马就是饿死了，也决不能偷吃老百姓的粮食。”他常说：八路军好比一条鱼，老百姓是河中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离水的鱼儿难得活，我们一定要热爱老百姓。他自己就是这样模范执行的。每当日寇扫荡，他总是指示部队要掩护好群众安全转移；群众有危难时，他总是竭力相助。在武乡砖壁时，李作模的儿子因病不幸掉进水窖溺死，左权亲自带领警卫员把尸体捞上，又把水淘干，把水窖里长期淤积的尘沙垢物挖尽，群众啧啧称赞不已。还有诸如帮李作木屯修复被日寇烧掉的房子，替烈属李焕兰种地，在暴雨中抢救邢小白的一家等动人事迹，都在群众中广为传颂。

　　左权爱护老百姓，同样也爱护干部和战士。1940年4月，二纵奉命从太行区调到冀鲁豫地区，兼任二纵司令员的左权因总部工作需要不能前往，左权亲自写信托政委黄克诚带给新任二纵司令员的杨得志，详细介绍了纵队情况和应当注意的问题，最后鼓励杨得志努力学习，好好担负起党所给予的光荣任务。杨得志手捧此信，深深感到“同志间友爱的温暖和领导对自己的关怀”(《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日子》)。

　　总部警备连，是一个有两百多人的加强连，谁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何爱好、特点等等，左权心里都有一本账。有次晚上紧急集合，连长唐万成严厉批评了迟到的战士小赵，并当场罚他立正，小赵觉得受了委屈，回到营房哭了。左权找到唐万成，耐心地问他了解情况没有?并告诉他小赵平时表现好，这次迟到，是因为他拉了三天肚子，还发高烧，浑身无力。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人民把优秀子弟送给八路军，党把二百多个战士交给你，责任有多重啊!这个家你们定要当好，对每一个战士都要全面了解。”

　　左权也十分关心干部和战士的学习，他常说：“书本是获得知识的阶梯，一个人不愿意学习是可怕的。”他经常给干部战士讲形势和军事知识，对政工干部特别强调不可忽视军事知识的学习。他很关心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并手把手地教警卫员景百承、郭树保、警备连连长唐万成认字、写字，教作战科长王政柱等草拟电报，撰写文章，不厌其烦地帮他们修改。至于左权本人，更是极力抓紧点滴时间学习，孜孜不倦地进行军事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在那极其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他竟著、译了三、四十篇文章，使同志们极为钦佩，朱德盛赞左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加上华北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这就使我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军民缺衣少食，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几乎没有被盖。1942年1月，左权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2月，又发表了《坚决执行精兵政策》一文，他说：“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坚持更残酷的斗争，就必须坚决实行精兵简政，更好地开展节约运动，生产运动。”他还提出“把破旧的衣裳补好，将新的衣服还给公家”，“一个麻纸信封要用四次”，“用铁片做个小小筒子，把铅笔套起来，使其能用完为止”，等等，并要求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平凡的办法和措施变成习惯的事。左权不仅宣传，而且身教，他和彭德怀等捐出自己的津贴和稿费，和同志们一起吃树叶、野菜，真正做到节衣缩食，官兵一致。

　　左权身为参谋长，根据自己长期管后勤工作积累的经验，对部队后勤建设作过多次论述，教育广大指战员懂得军队一切物质需要，是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战胜敌人的保证。他指出：“世界上没有只有前方而无后方的军队。军队组织越复杂，技术越发达，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供给战争所迫切需要的枪支弹药，是后勤工作的重要一环。左权曾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军工厂的建设和保卫。当八路军进入晋东南后，总部根据中央“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的指示，决定在黎城县黄崖洞建立兵工厂。左权为了选定厂址，顶风冒雪，亲自勘探。哪里做厂房，哪里设仓库，哪里修明暗火力点，哪里是断溪堑壕或有交通连接的环形防御地等等，一切设施，他都精心考虑，提出方案。在建厂过程中，他带头参加劳动。在投入生产后，他经常具体指导工作。他为“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刘伯承：《纪念左权同志》)。日寇把黄崖洞兵工厂视为眼中钉，1941年12月，日寇(井关)三十六师团及(文山)独立第四混成旅疯狂地向黄崖洞扑袭。左权亲自指挥警卫团进行了英勇的黄崖洞保卫战，歼敌一千余人。中央军委曾指出，黄崖洞战斗，“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我一九四一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日寇扫荡频繁，我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左权仍未放弃对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研究，他写了《战术问题》、《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等文，并和刘伯承合译了《苏联新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刘伯承称赞左权“细致核实俱见之于文，此尤为我们军事干部们学习与发扬的”。

　　1942年2月，日寇发动了以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为目标的又一次疯狂扫荡。敌人向下麻田进犯，几次进攻被我警备连打退。连长唐万成正牵挂着总部转移没有?左权派警卫员送来纸条：总部正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唐万成问首长走了没有?警卫员给连长指了指后面的山头，意思是告诉他“十四号”(即左权的代号)就在那里，唐万成赶忙跑到高处，顺河往西看，上麻田天主教堂后院的核桃树下，还拴着左权的黑驴子，门口还有岗哨，证明首长没有走，立即命令通讯员去催。唐万成按照左权的布置，把部队拉到上麻田，又发现左权那匹黑驴子还停在沟口上。左权站在一棵大槐树下面，一手举着望远镜，一手拿着小白棍，还有一叠电报，见唐万成匆忙赶来，就从容不迫地说：“啊!唐连长，辛苦啦!罗(瑞卿)主任已经走了，啊!我也就走，不要紧!”左权还笑着拉着唐万成的手说：“我看见了，你们打得不错。”“你们看见没有?山上有老乡啊!敌人不上来便罢，要是上来搜，你们就给他们开展麻雀战，决不能让他们糟害老百姓。”由于左权缜密部署和沉着指挥，警备连的顽强抵抗，窜到上麻田的鬼子通通被撵得踉踉跄跄地逃跑了。

　　敌人不甘心2月“扫荡”的失败，5月，又进行疯狂报复。总部决定我首脑机关及后勤部门寻机穿隙转移到外线，然后在敌人合击扑空撤退时，再相机集中兵力，吃掉了路至几路敌人。左权向司令部的同志作了传达动员，分析了敌人进攻的形势，说明了我们斗争的艰巨，强调指出几千同志的生命担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组织他们安全转移，“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5月24日，总部各机关开始向东转移。25日，前进到河北涉县的偏城，日寇的包围圈缩小了，情况十分紧急。彭德怀、左权等在南艾铺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各机关分开突围。左权找来作战科长王政柱和警备连长唐万成，叮嘱他们，要设办法把彭总护送出包围圈，这不仅关系彭总个人的安全，也关系到总部的命运，关系到根据地的建设。行动方针一经决定，彭总和左权在十字岭最后分手。日寇发现我军从十字岭突围的企图，便加强兵力进行堵截，并派出飞机侦察、袭击。左权从容地指挥同志们突围，鼓励大家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当冲到敌人第三道防线时，左权发现挑文件箱的同志没跟上来，当即命令警卫员郭树保去找回那位同志，小郭犹豫了一下，怕左权出什么意外，便提议叫新派来的警卫员去找。左权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全，而是竭力保护好党的机密，认为小郭情况熟悉，他去找恰当。这时，唐万成在护送彭总跨越了十字岭这段险境后，又转身回来恳求左权赶快离开这里，可是左权认为十字岭这个时候不能没有他，他也绝不能离开这个岗位，他要率领同志们突出敌人包围圈，共同通向安全地带，此时此刻，左权的一言一行，都意味着给同志们以战斗的力量和胜利的希望。当队伍冲到最后一个严密封锁点前，左权招呼“同志们，赶快卧倒”，大伙应声扑下，然而这个一心想着别人的安全、唯独没有自己的将军，却被罪恶的弹片击中头部，血染太行，以身报国，牺牲时年仅37岁。在烟尘弥漫中，身边的同志纷纷地扑向他，使劲地呼喊他。在革命正需要他继续指挥的时候，他却牺牲了，同志们是何等的悲痛!

　　左权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军卓越的高级将领，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身于革命事业，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了歌颂他，纪念他，华北军民发自肺腑唱起《左权将军之歌》，辽县人民将辽县易名左权县。噩耗传至延安，延安各界无不同声悲悼。周恩来在重庆，为《新华日报》撰写了《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称他是一位“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解放后，为了悼念先烈，发扬革命传统，在邯郸修建了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务部长谢觉哉在陵园落成并移葬左权将军暨诸烈士的典礼上又为左权写下了英勇悲壮的挽诗：

　　矗立陵园气郁苍，

　　英名长与日争光。

　　河山已复将军死，

　　享千秋土亦香。

　　（作者：朱令名/杨志超）

责任编辑：谢菲　　来源：《湖南师院学报》198202